内容摘要：公司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唯一目标的一元论说，已主宰作为社会力量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公司将近两个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壮大，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更多法学家们开始聚焦于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目标二元论说被广为关注，此学说一改公司传统的只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的唯一目的，此时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用语，而是代表着一种观念在公司法律制度上的诞生。公司目标二元论成为新时代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产物，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以及相关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 社会利益 目标二元化 最佳利益

　　“公司社会责任”一词起源于美国，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早期公司立法上浓郁的以“个人为本位”主义，使公司一致被认为是股东们谋求最大利益的工具，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即成为了公司的唯一目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公司成为社会经济力量的大动脉，以我国为例，国有股份制改革，变“企业”为“公司”，使用公司管理与经营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其在社会的地位与角色，更多的人们开始对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唯一营利的提出疑义，进而公司的社会责任引起大多学者的关注，着眼于各国法律对相关问题在立法规范上的日臻完善，“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为广为推尚和论说，公司的营利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双重目标说被提上讨论的议程，公司作为与公民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引起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大多数人的深切关注与重视。

　　伴随着公司的日益增多，及其社会份额与地位的增强 ，公司对于除股东之外的利益主体也日渐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对公司进行重新定位，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态度众说纷纭，观点不一。

　　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至今仍模糊不清，争论不止。借美国曼恩教授之言来说：“时下非常时髦的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概念仍未获得一个清楚的界说。直到最近，尚无人作出努力把这一提法融入公司行为的系统理论之中。但坚实的逻辑基础的缺乏并未阻碍学者们断言，资本主义的生存大计完全取决于公司对社会责任态度的接受。”[①]

　　一、美国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早在1924年，谢尔顿就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哲学思想主张，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作为一项衡量长度，这远高于公司的盈利。伯文（H.Bowen）在1953年时，曾对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②]

　　虽然美国对公司社会责任定义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常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③]

　　二、我国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

　　鉴于我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呼声更大，但其具体主义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④]也有学者从广义角度界定公司的概念，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应对股东这一利益群体以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一定的责任，即维护公司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当地居民的利益以及政府代表的税收利益，环境利益等。[⑤]还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上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来自于经济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即为公司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追求以利益合理化为标准的股东利益的过程中，保障乃至推动社会利益的行为。

　　三、对于公司社会责任争论点的具体剖析

　　追溯“公司”一词的来源，可以认识到公司产生的渊源与其形成的背景，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使人们一致认为公司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其唯一存在价值和生存目标。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被一部分法学家或经济学家难以接受，令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公司的股东董事为他们的利益担忧。但事实上，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不是要推翻其营利性的首推地位，只是有一定的限制和优化。笔者将从下列几个切入点进行论证。

　　（一）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证——国家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是否会动摇自由市场经济的根基

　　“公司”产生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兴起于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之下，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提出公司的社会责任有悖于公司的本质目的。“对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发生异议，主要是来源于公司是投资者的意思自治实体的观念”。[⑥]但事实上，追溯其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产生的背景，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说“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是增进本国的富强。”[⑦]具体说：“被看作政治学或立法学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计，或者确定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⑧]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无限制的市场自由，而是在追求一定的目标和利益的过程中，在保障为社会提供利益的前提下，进行自由的经营与公开的竞争。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角度讲，自由市场经济体现在保护资本和扩大资本，并保护其自由择业经营，反对国家干预，并主张自由投资，把资本投向自己估计最能赚钱的行业和部分，因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客观上要对社会也有利为前提。[⑨]

　　亚当·斯密的市场自由放任主义论中把参与市场活动中的关系人或主体假定为“经济人”，传统观念中大多数人却认为“经济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⑩]但其实不然，过于面片，“经济人”为达到利己的目的，必须以利他为手段，为前提，这是重要的一点，也往往是被忽视甚至故意忽略的一点。交换双方或契约双方，他们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必须要让对方也感到是利己的，而要让对方能够真正感到“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能唤起他们利己心的，是有真实的利他内容，给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不是欺骗撒谎，是有契约保证的，利己并不损人，否则经济交换活动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经济市场难以发展，在现今市场经济活动中，“顾客就是上帝”正体现了亚当·斯密的“生产者的利益，只能在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11]这一原理，同时也证明了“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正确性。[12]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理论，以及现今社会乃推崇的公平交易原则，有力的证胆了亚当·斯密所假的经济人原型，是利己也利他的理性个人主义者，而绝非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以上理论分析，足以证明，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市场自由经济并不矛盾，公司的社会责任也正体现了市场瞬息万变由经济运作中最基本的前提——利他主义，这也正是公司的社会责任中最终追求的社会利益，也正因为在市场自由经济主导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利益前途的美好打算，他们会更加考虑和衡量对方的需求，自然对社会也不会有害。“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需说必须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13]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由此得出，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市场自由经济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市场自由经济潜在的原则也真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存在和必要，国家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不会动摇自由市场经济的根基。

　　（二）商事活动的社会服务与追求利润之间的论证

　　公司在进行商事活动中，不仅要追求纯粹的利润，还注重对社会的影响。自由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活动中从事商业活动中惟一社会责任就是在无欺诈的条件下，依照游戏规则进行公开竞争，充分利用资源去实现增加利润的目标。这种说法过分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商事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忽略了商事活动的潜在的影响因素——社会服务。如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反方主体，不能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那么必定有一方会停止交易活动乃至退出市场。在商事活动中，各方主体都有利己之心，他们所进行的交易必然是利己的目的，但纯粹的利己主义者是无法在商事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市场”的。只有互赢互利，双方协商一致，才会达成共识，交易才会成功。由此，一项完整的所谓的商事活动才算告终。因此，商事体在从事商事活动中，他为社会的服务也正促使自己追求利润的目标的实现，而此种社会服务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营利工具或手段，而是适应交易而必然从事的活动，甚至可称为所付出的对价，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唯利目的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说。公司离开社会公共群体就谈不上生存的价值，唯一逐利的目标将会使其失去营利的源泉，自然其解体不言而喻。这就印证了多德（E.M. Dodd）教授的观点，商事公司应具有社会服务和追求利润两方面功能。“公司从事商事活动不仅要对社会负责，而且应自动地承担这种社会责任，即把对公司的雇员，主顾、消费者地区居民乃至一般公众的社会责任作为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公司应采取的适当的态度，而不应等待法律的强制。”[15]

　　“日本的经济学界在1950年也同样提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并把承担社会责任视为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甚至进一步指明，如果一个企业仍像过去那样，只追求现代企业的个别利益，而无视企业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则会影响国民经济的繁荣稳定。”[16]

　　商事活动的社会服务作为公司社会责任之定，对国家整体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说来，今天的企业本已摆脱了单纯朴素的私有领域，而作为社会制度有利的一环，其经营不仅受到资本提供者的委托，而且也受到包括提供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委托。……换言之，即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上，已再不允许片面地追求企业一己的利益，而必须在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中，最大效率地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并须立足于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而提供服务的立场。因此，只有这种形态的企业经营才能堪称之为现代化的企业，而所谓经营者的社会责任也就不外是要完成这个任务。”[17]可见，公司在商事活动中的社会服务并不影响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也不会必然的减少公司的利润，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商事活动的社会服务应当作为公司追求利润的必然选择，于己于他都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利益。

　　（三）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利润的论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约

　　关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制约的内容剖析，笔者比较赞同刘俊海学者的观点。[18]在其《公司的社会责任》一书中对此观点阐述的十分详细，在此，笔者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与刘俊海学者的观点相结合更进一步详细论述，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制约。无疑，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是传统公司法中强调公司的唯一目的和责任就是营利，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股东公司主人翁的法律地位根深蒂固，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决定了人们仅仅把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或公司的“内部人”或公司的“成员”（英国公司法至今把公司的股东称为公司的成员），决定了人们只能把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司的经营目标。在不少国家的公司法里，虽在股东利益之外，尚有“公司利益”的提法，但公司利益往往被法官或学者们诠释为股东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统一体，根据这种理解，即使董事会的某一行为不合于股东的近期利益，但合于股东的长远利益，仍是合法合理的。公司认为公司的存在目的只有一个，即赚钱；至于社会责任，社会利益，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则纯属国家和政府的职责，是福利国家所要解决的，与公司的目的无关。可见，传统的公司的目的与股东利润最大化的理念是制约公司社会责任观念和制度获得应有发展的最大屏障。

　　第二，其他公司法律制度对公司社会责任观念的制约。从公司法人这一具体制度本身而言，其独立的存在资格与公司的社会责任难以找到连接点，不论从组织法和行为法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公司财务法和非公司财务法的角度去观察公司法的其他制度，都很难以找到利于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机制。当然，涉及股东人数较多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帝公司往往要根据一般公司法或特别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信息公开披露义务，这对于保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无疑是有益的，但事实上，从信息其公开披露的目的而言，有两点这容忽视：一是公开披露义务的初衷是出于保护证券投资者的考虑，而绝非出于保护股东之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考虑。即使“社会公众”一语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中频频出现，但也主要指向社会公众中的潜在证券投资者；二是此种信息公开披露的内容主要局限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因而可称之为“财务性公开”，与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社会公开相去甚远。

　　因此，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理念，把股东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排斥在公司目的的大门之外，不仅与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背道而驰，而且其理论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公司的社会责任要求公司运作过程中，不仅要照顾到股东的利益，也应注视到社会的利益，要落实公司的社会责任必须突破传统公司法的局限性，这就印证了美国哥伦比亚法学院伯尔教授的话，公司社会责任给现代公司带来了一场革命。[19]但笔者要强调的是，承认公司应有社会责任，还应当将其目标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要求公司的社会责任不得与股东根本利益相冲突，即便说公司社会责任是对股东权利的一种控制及改变传统的股东利益唯一的目标与责任，正像汉密尔顿所强调的，当公司作出重要决定时，既应考虑社会政策的需要，也应明确可为投资者带来效益的“底线”，而不应将这两者对立起来。[20]换言之，公司的这两大目标应该是比肩同高，相得益彰的。

　　（四）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司社会责任的异同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概念，这将追溯至资本主义制度兴起时的时代背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讲，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决定这个社会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使其整个社会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相当富裕，国民生产水平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由此，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公司越来越多，纯营利性的特征越来越强，公司也正是顺应这种生产力水平才迎运而生，自然就决定了公司一开始就具备的唯一的那就是为股东服务，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目标和责任，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温饱问题乃社会的首要问题，也正是为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策略和方法，引进“公司”的发展模式，因此，如果“公司”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沃土移植到东方发展中国家的“贫脊”上仍遵循原有的生长方法，那是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所以，公司本土化也是有必要的，对两种制度下的公司兴起背景作以类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是在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诞生的，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时代酝酿而形成的，而公司作为舶来品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与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或者说社会背景相反的条件下引进的，是为了达到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借鉴和引进的，自然而然其经营目的也应当有所不同，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应有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其独特的追求目标。但是，随着两种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对公司传统的经营理念在无形中有所改变与进步。现在世界各国不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都日益重视社会的经济福利问题，从“七大洲，四大洋”到“地球村”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司在其具体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上虽有很大区别，但在其整体社会利益方面，都追求富国裕民的目标。社会的经济福利将是经济高度发展下必将追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公司的社会责任在两种制度下不可否认的，都十分需要其中保障甚至推动社会利益的提高是其共同的目标和责任。

　　（五）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其他部门法的联系

　　公司的社会责任传统地被理解为社会慈善事业，社会福利，这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社会捐助与社会福利是其最直接而明显的表现形式，但绝非其全部。公司的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有利于保障和提高社会利益的各个方面。当然，此处的社会利益并非全指社会资本，而应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人民民主生活权利的保障等各方面在内，因此所涉及到公司责任的法律除应当首推的《公司法》外，还与其他部门法紧密相连，具体表现在：其一，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明确了立法宗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第十七条：“经营者应当听取消费者对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意见，接受消费者的监督。”两条款间接和直接地约束了公司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即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应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接受消费者监督同时，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健康发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在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明确产品责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制定本法。”本法的立法目的阐明了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应负的社会责任即不仅谋求自身的利益，还同时应提高产品质量，保障他人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其二，公司对劳动者的社会责任的民主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简称《劳动法》）在第一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目的与宗旨。“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公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密切相关。劳动者与公司法人共同铸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制度，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在经济发展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唯一目标是在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而成立的营利理念，《劳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兴建公共福利设施，为劳动者休息、休养和疗养提供条件。”“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条件，改善集体福利，提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待遇。”本条第一款规定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相关福利待遇和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二款明确了作为用人单位包括公司应负的相关的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和提高社会福利待遇的责任，即公司的社会责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劳动法》第十一章关于监督检查的相关规定，更加确切的规范了用人单位包括公司受法律监督与约束的立法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也体现了公司对职工各项利益的提供和保护。因此，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在一系列的不损害社会相关利益，保护社会利益，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下，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经营与运作，而并非绝对的自由。其三，公司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人类赖以生存与生活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作了严厉的规定，这不仅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更是对企业单位等的规制。其中第一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由此可见，不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在环境保护方面都有其法定的义务。结合现实生活，环境污染的渊源主要来自于工业垃圾与工厂污染，而作为个人的生活污染不能与其相提并论，故不言而喻，公司在保护环境方面其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发展经验并不十足，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呈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随着人类资源的减少尤其是可再生资源的减少，我们的发展呈现出了边治理边发展的现象，从这一发展理念的改变与改进，足以看出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明确化与规范化已迫在眉睫，其重要性与必要性被广为关注。在《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规范了公司在环境污染方面应负的责任。看似环境与公司营利目的毫不相关，但纯粹追求公司利益必将危害社会整体利益，那么公司在此环境下也无生存的意义，其实也不能长期存在。总之，公司的社会责任在其他部门法中依然有其影子，只是强调的主体不同，因而使人们感觉不到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其他部门法中，体现的公司社会责任是一种间接手段，引不起公司的广为关注，同时，也无法唤起相关利益主体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强烈认识，在一部部法律中可以看出，立法其实早就在限定公司社会责任方面有所倾向，只是其法律规范的形式没有像《公司法》那样专一和直接。

　　（六）公司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区别与联系

　　公司的法律责任无庸质疑多数体现在《公司法》中，这部法是针对公司权利义务而作的立法规范，其必须遵守性无可辩驳。在公司法中第十七条也规范了公司的劳动保护等义务，第十条规定了公司的工会及民主管理等问题，在此种立法规范中，体现了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换言之，可以看出其提倡的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也有重合的地方，也就是说有的方面既可以称为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只是谈论的角度不同。当然，公司法中所规定的公司的法律责任更多的是一种惩罚性措施，是在公司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与相关行政的、刑事的相违背的具体问题时所应承担的基本责任，而公司的社会责任则关注公司对社会上各种利益团体负有的超过他们法律责任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所规范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发展，也逐一上升为主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多数人认为公司总是对社会有责任，但是对于公司怎样才能完成这个责任却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是公司通过最大化利润来最有效的服务社会的需要，因为一般说来利润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社会福利，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因为控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财富和权力，应该利用财富权力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并且不能从事社会认为不道德的行为。”[21]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对公司责任的具体界定应从社会利益和道德底线两方面着手，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和背景下应上升为法律责任，而传统上狭义的理解公司的法律责任通常认为是《公司法》调整的范围。那么反映在其他法律部门中的立法规范如果具体地纳入《公司法》或与其相关的其他单行法中，必将会改变人们常态的认识，事实上，公司的社会责任与公司的法律责任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界线，而在此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是由于公司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唯一性被毫无限度的扩大以致与社会利益不能相提并论乃至格格不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是在不损害社会利益，不超越道德底线前提下而应追逐的目标，抛开社会效益（利益）而谈公司利益是与现代经济制度发展目标不相吻合的，从根源上讲，不论哪种经济体制，其形成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富国强民，作为法人的公司是组成市场经济主体的一部分，它与自然人一样负有对社会的责任，由于其强大的实力和聚集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其社会责任有时应大于自然人对社会的责任，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公司活动都要被法律所决定那是不现实的。现今立法对公司的运作活动的约束范围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是不相符的，仅靠现有法律条款难以使公司做到不损害社会利益而去追求营利目标。

　　四、现代公司的价值取向

　　“传统上认为，对股东的责任要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公司责任，公司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利润最大化，诺贝尔经济学家和利润最大化的支持者弥尔顿·弗里德曼说：‘有且只有一个’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运用资源并且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行为，只要仍然遵守游戏的规则。‘游戏的规则’是指‘基本社会规则，包括表现在法律中和道德风俗中的规则’。”[22]

　　不否认公司追求利润的本质，但其所遵守的“游戏规则”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法律规范和道德 规则是公司营利的前提，如果一场游戏中没有最基本的规则，那么这场游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无法将游戏进行到底，公司的运作规则也应当在法律与道德的规则范围内。因此，传统上利润最大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应上升为公司利润最佳化。公司的最佳利润是适应现代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实质目标，这应该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最有利公司的价值取向，公司利润最大化到公司最佳利润的发展，能够体现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历程和进步性，当公司的营利目标与其社会责任冲突时，最佳利润是最恰当的解决标准，既维护了公司对股东利益的责任，又保障了公司不损害社会利益的社会责任。笔者再次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与社会利益相联系的一种责任。因此，有必要提倡公司在运作中应遵守相应的商业道德。当然，不难看出在现代商事活动中，不论从事哪种行业，都强调职业道德，包括事业单位的职工，甚至把遵守职业道德写进了法律，但这种对自然人的道德要求远远无法与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商业道德相比较，后者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决定和左右着职工的职业道德。公司作为法人，具有独立的法人格，它的整体目标和对道德遵守的情况对职工的行为有着潜在的重大影响，如果一名职工严格按照自己的标准去遵守职业道德而恰恰又与公司所规定的活动细则相违背，致使其工作面临危机，立足社会就业现状，这名职工会如何决择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职工的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商业道德，这不仅影响着社会利益，同时也决定着职业道德的建设与遵守。大多数公司已经明白成为一个道德上负责任的公司有多么重要，也许，在某一阶段遵守这种道德取向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即意味着利润的减少，但从长远着眼，它却是公司长久发展的源泉。如果一家公司未能给予道德地处理商事活动中面临的问题，或者不能迅速反应道德危机，那么必然影响公司的商誉和名声。就现代公司发展蓝图来讲，大多公司追求上市，而上市公司其商誉严重影响其营利，投资者们大多耻于接触那些被认为对社会不负责任而一味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股票，“自1970年以来，某些投资基金对购买他们基金的人，保证只投资那些有社会责任的公司。”[23]比如，有的投资者只投资于保障公平对待雇员的公司，有些基金只投资“环保的公司”，甚至新闻媒体对某一上市公司稍加报道，不管是襄贬，近期内该上市公司的股市必有较大的浮动，从中不难看出，道德作为公司的价值取向对公司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可得，现代公司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公司利益最佳化，严格遵守其内含的法律和道德的规则。

　　五、经济危机与公司社会责任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雷曼兄弟的破产，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的现实，值得我们反省，从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分析，让我们不得不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在追逐高额利润动机的驱使下，拼命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市场上的商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但现在是：某个特定行业的资本家利用体制监管不力的漏洞或垄断地位，拼命剥削整个社会而不是自己的工人，造成本行业价值虚增，由社会买单，使得全体公民相对贫困，无力购买他们所操纵的产品，造成需求衰退的连锁反应。纵观本次金融危机，其本质并不是产品过剩，而是虚假财富过剩。

　　金融危机源于房贷。在美国，贷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帐单，贷款无处不在。“9·11”之后为了刺激本国经济，美联储发出大量货币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经济回暖造成房价上涨，贷款公司为扩展市场将还款能力差的人群也拉入房贷市场，甚至提供零首付房贷，这为此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当贷款公司“面临个人房贷无法偿还和房价下跌的风险，为了减少损失，找来投资合伙，将风险分担，通过发行债券，让购买者再次分担不良房贷风险，在投资者贪婪的作为下，最终楼市泡沫挤破，金融危机爆发，伴随股市大跌，民众赔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人数上升，最终导致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从最初的抵押贷款风险越演越烈，最终蔓延到金融市场。从美国波及全球，给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其产生原因可总结为公司尤其是势力强大的公司包括银行和部分金融机构在追逐利益时过分强调利润最大化而不计后果，从公司责任角度讲，大部分都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其有限责任使公司的股东、董事在追求利润时只有贪婪没有恐惧，正如被称为“法学界泰斗”的江平教授所讲的那样：“高额的利润可以践踏任何法律”。

　　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从经济危机中反省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与传统公司经营管理的不同，现有的经济背景和经济实力决定传统公司的运作程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如果生产关系落后或者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世界经济就必然受到不可低估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局面已间接或直接的影响着他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发展，尤其是大国、强国，这些大国强国所依托的不就是其实力强大的公司、企业，因此，在现阶段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可谓是“雪中送炭”。

　　经济危机使公司把压力和责任以及长期谋取私利而酝酿的“苦果”推向社会，抛向政府，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合理的。

　　现有的公司的法律规范因落伍而显得苍茫无力，对公司行为难以起到有效的实质的规制。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并不是经营者和股东们想像的那么传统即仅为社会福利贡献宝贵的资本，掏自己的腰包支援政府或社会。透过经济危机不难看到，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就是不要一味的追求自己的利润，把这种无限制索取的不良后果由社会承担，引用江平教授的一句话：“在利润的驱使下，法律可以被冲跨。”由此可见，仅靠道德是无法约束公司的行为，观念是行动的向导，公司的两元目标是现代公司最恰当的运作理念和价值取向，利润最佳化和社会责任并举，对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是一种推动发展的因素，是一种构建和谐世界最好的模式。

　　六、前瞻——立法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如果只谈公司的社会责任而没有相应立法规范，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就是空谈。法律体系应不断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打破传统的公司责任观念，立足于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上升为立法规范显得十分必要。

　　“早在1900年时，著名的美国商人卡耐基就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商人必须把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司资金视为一种信托资金，他有义务为了使社会最大限度地受益而管好这笔资金。杜邦先生在1971年时也指出，杜邦公司不仅要对劳动者、客户和股东负起责任，而且要对社会公众和公司所在社区负起责任，杜邦公司认为，为了保持公司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商业必须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公众对自己的需求和期盼，必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公司对社会的贡献。”[24]与之相比，我国也有不少公司出资捐助“希望工程”，当国家某地区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时，出资支援，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出资献力，这些事迹有的是迫于政府的压力，有的是为了以此行为来宣传公司的形象，但真正意识到公司社会责任而作出慈善活动的寥寥可数。因此，让公司树立起全面的公司社会责任意识并落实到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将十分迫切。

　　针对公司社会责任具体化、规范化，在很早就被大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律研究者广为关注，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4月美国法律研究所提供的一份关于《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劝告》的建议中第2.10条关于“公司的目的与行动”的规定，扩大了公司的目的，使公司不仅具有追逐公司利润和股东利益的经济目的，而且还要对社会负担一定的责任。[25]依照此条款规定，公司既是一种经济组织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因此，它的目标也应是二元化的，而绝非唯一目标说。公司在追求营利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受到社会责任的制约，将公司的社会责任赋予法律效力的典型代表是198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商事公司法》，此法将美国法律研究所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建议赋予了法律效力。此后，在美国公司立法中先后有29个州分别将公司管理者应当对公司的利害关系人负责的条款纳入了公司法中。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规范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仅局限于公司法也是不够的，而应在各个相关的部门法中体现公司的社会责任，真正实现公司目标二元化，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立法改革必不可少，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作出系统、全面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法律在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推动，保护与规范作用，从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实践出发，树立公司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义无反顾地进行立法改革，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协调、功能合理、层次分明、动态开放、与市场经济规律相契合，与现代先进国际惯例相接轨的法律制度体系。”[26]笔者认为，惩罚与奖励应当作为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有效手段，两者居于同等位置，立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规制和约束公司的商事活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实践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论、立法更为迫切与必要，对我国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有深远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局势告诉我们，公司不再是绝对“独立”的、不与社会其他群体发生任何关系的营利主体，作为具有独立法人格的公司应像自然人一样，其活动理应适当受到其他利害关系人和社会机制的约束，故公司目标二元化应是现代公司最佳的运作模式，其社会责任的强化十分必要而重要。公司将社会责任的理念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作者简介：薛生全（1960—），男，汉族，河南灵宝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员。

　　[①] Henry G.Manne, The Socicd. Responsibility of Regulated utilities.转引自刘俊海：《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载《商事法论集》第2卷，第58页。

　　[②]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④]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3页。

　　[⑥]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⑦]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转引于胡培光著《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⑧]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转引于胡培光著《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⑨] 胡培光著《经济学本质论——三论三别》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⑩]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5页。

　　[1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1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第42页。

　　[1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页。

　　[1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15] 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转引自《商法论语言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16] 《商法论语言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17] 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转引于《商法论文选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18]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1页。

　　[19] Adolph Berle, “The zoth century Capitalist Revolution”, 16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4).

　　[20] Ham ilti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 in a N wtshell, p9.

　　[21] [美]罗杰·勒鲁瓦·米勒、盖勒德A，詹提兹著，阎中坚，邓恩谦等译，《汤姆森商法教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22] [美]罗杰·勒鲁瓦·米勒、盖勒德A，詹提兹著，阎中坚，邓恩谦等译，《汤姆森商法教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23] [美]罗杰·勒鲁瓦·米勒、盖勒德A，詹提兹著，阎中坚，邓恩谦等译，《汤姆森商法教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4]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5] 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实现》，载于《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2月，第338页。

　　[26] 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