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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麟:以生物安全观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

  • 来源:原创
  • 发布日期:2020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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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麟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首都百名法学英才”、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

  尽管当前的科学证据还不能确证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与接触、交易、食用蝙蝠和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具有直接关系,但有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已是确证无疑,这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从国家安全的高度考虑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等问题。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同时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如保护范围等),无法承担起“野生动物保护基本法”的功用,这必然导致该法律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目标各异,缺乏一种统一、共性、内在具有灵魂性的价值指引,这就容易降低野生动物保护在指导理念上的格局。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无论从立法名称还是从条款内容上考察,均强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但是由于其保护范围过窄,即仅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下简称“三有”野生动物),且强调资源利用,进而把大量的野生动物作为客体对待,这不仅缺少对野生动物作为独立生命体的应有尊重和人文关怀,也忽视了生态平衡、生物安全等更高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上确立的“有限保护+广泛利用”的模式,《决定》的出台将其格局进行了大幅提升,转变为“全面保护+严格利用”的模式,但是距离“生态文明”“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等指导理念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野生动物保护法》经过30余年的发展、修正,虽然重点保护了野生动物,尤其体现在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上,也考虑到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有必要将这一理念进一步提升至生物安全的高度,纳入到国家安全的体系之中。换言之,《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应将在立法宗旨中体现生物安全的理念。

  2019年10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生物安全法”草案进行了首次审议,制定该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生物资源,防范生物威胁,以此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从草案的内容考察,其十分丰富,重点突出,其中之一便是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通过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决策技术咨询等体系的综合构建,积极应对生物安全挑战。《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构建生物安全体系的重要前置关口之一,其作用不言而喻,不仅需要将自身的理念提升至“生物安全法”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其在有关防范措施的制度设计上,要与“生物安全法”建立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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